本书通过对《夏小正》《诗经》以及各种出土材料的分析，发现自先秦始，民众对月令的总结和积累日益深厚，官府“以时序政”的模式不断成熟，为《月令》被采择编入《礼记》，实现由诸子百家言向经学的跃升奠定了基础。作者进一步分析了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化，地方豪族兴起，他们组织依附民及族民，依时有序地开展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等，这种转变在《四民月令》中得具体而集中的呈现，一系列“地方岁时记”不断随之涌现。由此，秦汉月令实现了从“王制”到“民时”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