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惠国条款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现已成为国际投资条约的核心条款之一，对国际投资的自由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现代大量国际投资条约中规定了“东道国—投资者”争端解决条款，这种条款在不同的投资条约中存在着内容的不同，且在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在我国已经签订的大量国际投资条约中，最惠国条款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关系没有得到明确。近年来，我国在签订的部分国际投资条约中全盘接受了以ICSID为代表的国际仲裁管辖权。如果外国投资者主张将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争端解决程序，会使得我国在旧有投资条约中对国际仲裁管辖设置的“安全阀”丧失而导致严重后果。我国应站在反对最惠国条款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不放弃国际仲裁机制的立场上，分别从新约中明确规定、旧约及时补救、完善实务工作等方面予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