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基于多案例实证研究,从国家中心论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段时期内农民环境抗争事件持续增长的原因和农民环境集体抗争行为的生成发展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探讨了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并阐释了农民环境抗争的预防与化解机制。作者指出,后发展中国家试图快速赶上发达国家的基本战略,迫使中国走上了压缩型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加剧了生态环境压力,导致了城乡环境污染,恶化了农民生存与发展环境,从而促发了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与此同时,快速转型造成的政治机会、“熟人网络一新型传煤”动员网络与基于社区同质性的认同建构仍然具有增促农民集体行动的潜力。而让社会组织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建构制度化的社会表达机制、建构常规化的社会合作机制、建构制度化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应急机制则有助于实现农民集体行动的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