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是指技术创新是否更有利于提高清洁技术生产率，并朝向提升环境质量方向发展。一方面，前沿研究关注政策管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却普遍忽视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非一致性特征。本书构建二阶段模型演绎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机制，利用我国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关系及其背后成因。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存在陷阱，环境规制强度和清洁技术研发并非同向变化，仅当满足清洁技术创新激励相容约束时环境政策才能有效激发清洁技术研发。我国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吻合“厚左U”型关系，呈现非同步性效应且多数地区处于U型左侧阶段。门槛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非同步性源于技术进步方向转变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临界状态时，政策管制才能转变技术进步方向提升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前沿文献在考察清洁技术创新过程中，忽视现实经济生产过程中科学家作为研发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的本质差异，假定科学家和企业家对企业利润分配无差异，将企业利润作为科学家激励引入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推演宏观环境政策干预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影响。本文引入异质性工资结构修正科学家研发激励假定，通过扩展AABH模型考察清洁和非清洁技术研发过程、政策干预对劳动力结构和清洁技术研发的影响。结果表明，无政府干预条件下技术研发均衡的稳定性取决于清洁和非清洁产品的替代关系，在稳态时清洁和非清洁技术进步率相同，由于传统环境中非清洁技术水平更高且要素禀赋更优，清洁技术往往研发不足，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有限。但政策干预能够有效改变科学家供给及清洁技术研发，但环境政策效果能否长期持续，却直接受制于要素替代弹性和科学家研发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