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对我国《反垄断法》就垄断行为实施“重惩罚、轻救济”的规制思路展开研究。我国《反垄断法》对于垄断行为的规制，主要为实施“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禁令，以及辅以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的威慑力，以防止垄断行为的反复。然而这种处置模式的威慑力有限，尤其是针对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即使是特别威慑条款亦难以起到预期的威慑作用，更无法指导相关经营者对其违法行为的竞争损害进行补救，从而难以恢复相关市场的竞争秩序。